龙引泉遗址位于旅顺口区水师营街道三八里。
旅顺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。它地处辽东半岛南端,与山东半岛的蓬莱、烟台等地隔海相望,其海防形势“出可截剿敌船,退可扼险自守”,是京津的天然“门户”。清朝末年,来自海上的侵略狼烟四起,为加强防卫,清政府被迫筹建水师。在向国外大批购置舰船的同时,在沿海重镇大力修建军港、炮垒等防御设施。于是,一位历史人物从此与旅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光绪五年,也就是1879年,北洋大臣李鸿章受命在旅顺建设北洋水师基地,曾是寂寞的山野渔村,顿时成为人声鼎沸的建设工地,也由此拉开中国近代旅顺悲欢的历史大幕。李鸿章派人从全国各地征集了大量民工,从修建黄金山炮台开始,先后建造了码头、船厂、船坞等现代海军基地设施,工地军民最多时达1万余人。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,加上市内供水不足,吃水又成了难题。虽然在附近打了数-,不是水带咸味,就是水脉不旺,解决吃水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。建设者发现旅顺口北十里的八里庄数眼泉水水质甘冽,水眼出水也特别旺,被当地人称为“龙眼泉”。1879年,李鸿章又派人“凿石引泉”,投入巨资引“龙引泉”水进入旅顺市内,供水陆将士、工匠饮用。光绪七年十月,李鸿章在实地考察旅顺后,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第一次给朝廷的《订购快船来华折》中,奏报了营建旅顺北洋水师基地计划,并将已开工修筑黄金山炮台和凿石引泉工程奏报朝廷认可。在旅顺建港工程全部结束后,李鸿章在光绪十六年十一月给清廷的《验收旅顺各要工折》说明了开发龙引泉的原因:“又虑近海咸水之不便食用也,远引山泉十余里,束以铁管,埋入地中,穿溪越陇,屈曲而达于澳坞之旁,供水陆将士、机厂工匠朝夕取用,不致因饮水不洁而生疫病。”龙引泉碑碑文真实地记载了这一段历史:“旅顺口为北洋重镇,历年奉旨筹办炮台、船坞,驻设海军、陆师合营局兵匠等,设各机厂-营电池及来往兵船,日需食用淡水甚多,附近一带连年开井数十口,非水味带咸即泉脉不旺。因勘得旅顺口北十里,地名八里庄,有泉数眼,汇成方塘,土人呼为龙眼泉,其水甚旺,历旱不涸,但分其半足供口、水陆营局食用需要。”
当年的李鸿章可能不会想到,当清澈的龙引泉汩汩流入北洋水师基地旅顺港时,它已成为中国第一个城市给水工程。李鸿章为营建北洋水师基地和龙引泉的竭心积虑,从他光绪七年的《订购快船来华折》就可见一斑:“臣率随员登岸察勘,该口形势实居北洋险要……前委员,会同德弁汉纳根经营修筑,凿石引泉工程已得大半,其余局厂船坞各项,当陆续筹款兴造。”
龙引泉水源工程建设持续了9年时间,经过两个阶段的施工,先后修集水池一座,建隧道728米,打井18眼,铺设铸铁管道6810米,于1882年将水引到旅顺港。又马不停蹄在港内修建两座水库,铺设8352米分水管,安装18台取水机器。整个工程在光绪十四年,即1888年结束,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供水体系,日供水量达1500立方米。龙引泉供水系统不仅供军港、医院用水,也供城市居民用水,是典型的近代城市供水设施。它已不是过去仅供饮用灌溉的一股泉水了,它经建塘集水以提高水位,铺设管道引水入港,成为我国第一个城市给水工程而被世人所瞩目。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,沙俄、日本占领旅顺期间,为了满足军队和居民年日益增加的用水需求,在充分利用龙引泉水源和开发新的水源同时,还对龙引泉原有的供水系统进行多次改建、扩建,延长各类集水隧道近1400米,新增口径250毫米输水管道3600多米,使其供水量有大幅度增加。炮声沉寂,硝烟散去。解放后半个多世纪,旅顺的城市供水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。特别是改革开放后,踏着全市供水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脚步,旅顺的供水设施也在大量增加,随着“引碧”入连、“引英”入连水源工程的竣工,旅顺供水能力已达到3万立方米,由此结束了旅顺“定时供水”的历史。
保护范围:龙引泉碑周围20米以内。
建设控制地带:保护范围外100米以内为Ⅲ类建设控制地带。
水师营街道: 水师营街道位于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,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,旅顺中心,是区委、区政府的所在地。北与大连 中心城市遥相呼应,南通烟大火车轮渡港口羊头洼港,距大连国际机场32公里,距大连海港40公里,距羊头洼港12公里,距土洋高速公路出口2公里,旅顺北路、旅顺中路和旅顺南路三条公路在街道辖区交汇穿行直通大连,土洋高速公路贯穿全境,烟大火车轮渡首次试航成功,形成了……